16日刚上班，外交部办公厅召集英、俄、法、西四种外语译员各一人到主任办公室待命。过一会儿，乔冠华同志来了，他对我们说，我刚从中央来，现在要交给你们一项绝密任务，你们要以党性保证，任务完成前决不能泄露半点消息。今天你们也不准离开这办公室，其他与此无关人员也不准来这里。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作了点说明，就交给我们翻译。当时我们接过文件都很兴奋，因为这是一件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壮举，但又十分紧张，特别是我，因为每种文字就一个人，译文无人可商量推敲。英、俄、法文的三位译员都是老翻译，而我是头一年才放下粉笔从学校调到外交部的新兵。我们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就一声不响认真地工作起来。这样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钟，刚译完打好字，传来消息说爆炸成功，声明要立即发表，译文马上打字送印。我们心中为完成了党的一项重托而高兴。兴奋或沮丧，它们都“滋养艺术，播种愚蠢”。忧郁面临着双重命运。一方面，它被看成天才的特征。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，艺术家就被赋予这样的特征，它指向崇高且悲剧的人物，他们的不幸造就了他们的天才。另一方面，当忧郁涉及的是普通人，它就成了一种疾病。不过，忧郁的这两面都让它与西方的自我意识发展史产生了密切关系，因为这两面代表的都是“加剧”（exacerbation）。雷蒙·克里班斯基（Raymond Klibanski）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了这种密切关系：“概述（忧郁）……相当于去书写当代人的感受史。”16世纪初，忧郁“与自我意识的同义程度是如此之高，以至于几乎所有杰出人物都被看成真正忧郁之人，或者说他们都曾忧郁过——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眼中，还是在别人眼中，都是如此”。忧郁的人不会逃避痛苦，他们会肯定它，以它为荣——“我的快乐是忧郁的”，米开朗琪罗如是说。因为做自己而快乐或痛苦，这是忧郁之人围绕旋转的轴心。我的脑子一团乱麻。哪怕是当地人教我什么时候种什么、如何除草、如何管理，我也听得一知半解。这时候，我完全理解了班上的后进生平时是种什么心情——怎么听都听不懂，怎么学也学不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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